2016年5月1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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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計程人生》( تاکسی)2015,伊朗


(本文同步獨家刊登於ViewMovie,如欲轉載請先詢問確認) 

「導演冒著被軟禁的風險也要拍電影,太感人了!」

假使看完《計程人生》( تاکسی)能吐露的感想僅有如此,只怕是沒看懂或看不懂導演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冒著政治犯的高度風險拍片的真義,也看不出此片在「政治正確」「拍攝艱難」這類戲外理由之外的藝術性。

當然,這種影迷心態並不可恥,畢竟礙於柏林影展第一贏家的冠冕、因於導演身處軟禁進行式的敏感、或著,出於今年香港金像獎頒給《十年》的政治對藝術風波,此時此刻上映的《計程人生》,不可免得會被全球觀眾先入為主認定為一部輿論的電影、一則政治的故事、一段控訴的影像。這些觀眾看見了賈法潘納希冒著正被伊朗政府軟禁的風險拍片,稱讚他多麼骨氣傲然多麼勇氣可嘉多麼值得同情,即便全片抄足了另一位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在千禧年間的《十段生命的律動》(Ten)系列,似乎也值得原諒。

但真的是這樣嗎?或著,真的「只有」這樣嗎?

回望一下,在電影裏,經歷一連串阿巴斯式的寡言司機與百變乘客攀談的敘事開展後,司機的姪女上車。這個想拍片的女孩趁著空擋打開車窗,拿著鏡頭對準一個在巷弄正在偷竊的扒手,她指使他不要偷,否則拍起來不像電影,「老師說,電影裡不會有罪犯」她說,扒手當然沒聽女孩的。女孩的老師要女孩,或著該說導演,對拍攝什麼的選擇做出道德的審查,女孩則以為電影只能虛構,於是她必須選擇造假才能拍出電影。其實不然,在那一刻,女孩可以選擇實拍出一部討伐街頭犯罪的紀錄片,也可以說服扒手拍成一部勸人改過的劇情片,沒有觀眾能在電影上映時質難影像的真實與否,因為無人知曉女孩是否與扒手談妥了什麼,更不提剪接與調度無比的粉飾技巧。電影沒有現實,只有看似現實的寫實,我們只能姑且聽導演的一面之辭估信其真,即使是紀錄片也一樣。

這就是那些止於輿論、止於政治、止於控訴,因而只能止於戲外花邊(是的,導演被軟禁一事與明星八卦無疑)的觀眾看不出的東西。

男孩與女孩的這段論證,同樣能指涉回《計程人生》己身。眾所皆知,本片本來真要拍成紀錄片,潘納希也真的要當司機,無奈演員與調度太困難,故事保留,改以自導自編自演,兼請專業演員唸劇本拍完。司機是真的,街景是真的,對白中種種對伊朗政府的謾罵也是真的,但這是一部真實,或著說現實的電影嗎?恐怕不是。正如女孩能在車窗上指使扒手「演」出她要的電影,司機車內車外的伊朗之一切都是他所選擇給觀眾呈現的寫實,而我們並不清楚這位沈默寡言的司機有沒有屬於他的老師,與他老師教他的自我審查標準。既然如此,當《計程人生》選擇以仿紀錄而非紀錄呈現時,即使它風格再寫實,導演批判的意圖再明確,我們都不該以同樣相信現實的心態,去信任這份只存在於車窗與銀幕框內的,不確定又曖昧的所見所聞。

但這部電影不正是以仿記錄來批判現實伊朗嗎?於是乎,潘納希在仿紀錄拍成的《計程人生》中的「質疑」政府之餘,也連帶「質疑」了自己與自己這部電影的本質--「仿紀錄片,可信與否?」「我拍的這部電影《計程人生》,可信與否?」


潘納希這段之於全戲樞紐的女孩拍片事,無疑也是一場導演對著戲外的明確宣示。潘納希當然知道自己值得全球影迷同情,甚至太知道了,以至於他深知自己的敏感身份不可能讓觀眾輕易跳脫戲內戲外,給予電影公正的評價。他更清楚是:身份如此敏感之下,必然帶來某種不能說是盲目,但肯定不是理性的,觀眾出於人道而非看戲的支持--於是,「導演冒著被軟禁的風險也要拍電影,太感人了!好看!」誕生焉。《計程人生》卻難得可貴的沒有順水推舟,反而劃出了一道隱隱的二元,後設性得將電影真實與不真實的界限,擺入他個人的境遇之中;然後,作出揶揄:

「我很誠實,但我拍的仍舊只是電影,別太相信電影!」這,才是潘納希的本意。

俄裔詩人,也是政治流犯的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勉勵也批評藝術份子該有對時局的使命感,「詩應該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他以此句廣為人知。然而布洛斯基卻不鼓勵隨庸,反而反對詩人後輩用大眾的、街頭的、俚語式的字句入詩,在他看來,那是一種對智慧的放棄。只有當詩人放棄了出於大眾而高於大眾的觀點鍛鍊,捨棄了不人云亦云而是主動出擊的啟迪使命,詩人與藝術家才有資格使用大眾的語言、跟隨大眾的輿論、不作為號角而只作為伴奏存在。潘納希顯然不願孤處人群,也不甘說學逗唱,於是他自舒適的車廂(道德上位)內走下,化身為車窗外的小男孩,透過窗內窗內(戲內戲外)的後設界限,狠狠揶揄了現實中太容易博人同情的「自己」:ㄧ個忙於手持拍片的無知女孩。這份不為政治而怠慢藝術的辯證,這份ㄧ人雙化自嘲嘲人的自覺,才是比揶揄政府更珍貴的,一份藝術家而非政治家的超然與骨氣。

當然啦,這種自嘲嘲人也可能一種欲拒還迎的拿獎手段,證明他是個藝術政治兩不疑的大藝匠,而非汲汲營營於四大影展榮耀的投機人。為什麼潘納希在片中不願說破自己到底是扮演潘納希本人還是虛構的司機,持續混淆片內片外的認知,必然也因他心知肚明,柏林金熊獎這座太大的酬賞,值得他如此作態。此舉是骨氣亦或還迎,何為正解,就端看觀眾如何作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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